四川省绵阳市冷雪来委员也提出，发展职业教育，要树立科学发展观，在体制、机制上积极创新。

　　在中国现存的教育体系里生存、发展，学历与文凭似乎是笼罩在大多数职业学校特别是民办院校头顶的两大厚厚的乌云，何日得以看到破晓之曦，何时得以见到霞光万道，是这些院校管理者及关心职业教育委员们的共同愿望。
　　辽宁省政协委员陈宝岩在政协省九届四次会议上建言，希望民办职业教育能纳入辽宁省职业教育规划，使民办职业学校具有发放学历文凭的资格。
　　另外她希望，民办职业学校可以得到相关部门的支持政策，比如，在扩建校舍所需土地上可以享有与公办教育同样的划拨土地使用权；在学校基本建设上可以得到贷款资金的贴息补助等等。
　　河南省政协委员、河南省教育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张莉在承认学历的基础上提出了更高一步的要求。据张莉介绍：“我国的职业教育近年来取得了很大发展，但目前我国职业教育的最高学历只能到大专层次，这一现实可能会成为我国职业教育向高层次发展的障碍。”因此张莉委员提出，职业教育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培养高层次的职业人才目前在我国非常紧迫，呼吁河南省结合自身实际，摸索出一条符合职业教育发展的新模式。

　　在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过程中，进城务工人员急剧增加，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解决迫在眉睫。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不仅影响我国人口整体素质的提高，阻碍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实现，而且会产生矛盾，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教育公平问题一直是颇受关注的话题，贵州省政协委员陈汉彬是从农民工子女“读书难”这个角度关注教育不公的，虽然2004年贵阳市的公办小学首次向农民工子女敞开了大门。但时至今日，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入学难问题仍未得到全面解决。陈汉彬说；“解决农民工子女入学难题。仅仅敞开学校大门还不够。”鉴于流动人口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陈汉彬委员建议，政府应设立一个负责管理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的工作机构，摸清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底数，详尽了解和掌握民办学校的办学情况。为农民工子女入学提供更细致的服务，而公办学校应该发挥其办学优势和师资优势，尽可能为民办学校提供帮助，使全社会的教育资源能够共享。

　　教育不公的问题之所以没能得到完全解决，主要是由于投入不足。长期以来，投入不足成为我国教育发展中所遇到的最大难题之一，我国的教育投入不仅低于世界各国的平均数，而且分配不均。
　　甘肃省有7位政协委员提出自己的建议，刘仲奎说“正当发达地区的校长们忙于考虑添加多少电脑和多媒体教具的时候，落后地区的校长却在为如何修缮教室已经开裂的屋顶、如何让孩子们冬天少挨冻而发愁！”建议政府加大对边远地区和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的投入，逐步缩小东西部及城乡之间基础教育的巨大差距。程连委员建议制定特殊政策，加大对财政困难县的转移支付力度；研究出台化解贫困县移站和教育基建欠账政策，合理界定各级政府负担的比例，帮助贫困县控制新债产生，化解历史欠账等。王尚义委员建议城市中小学教育向农村开放，取消学籍、户口、住址、出生等先天性“壁垒”。建立政策扶贫机制，改“扶贫”为“扶教”，改“送钱”改为“送人才”。建议试行“教育券”制度，由政府将用于教育的公共经费以教育“凭证”的形式，发放给所有应该接受教育的学生和家庭，将原来的政府基础教育经费由间接分配改为直接分配，经费跟着生源走，学校为了获得更好的社会声誉和更多的办学经费，而去追逐提高办学质量和培养水平。陈远新委员建议确立义务教育财政拨款在公共财政中的优先地位，优化投入结构，重点投入基础教育，确保其经费的增长。焦惠生委员建议逐步取消对重点学校资金和政策上的扶持，加大对贫困地区和困难学生的教育投入，保证每一个学生都享有平等的教育权利。鼓励民间资本和国外资本投资教育领域，鼓励社会建立各种形式的助学基金，对支持教育的企业和个人在税收方面给予适当的优惠政策等。傅建荣委员建议建立最低教育保障制度，确保每一个公民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并确立公共财政为最低教育保障的支撑主体。容和平委员建议义务教育阶段应实行财政保底制度，提高政府“埋单”的比例，从吃饭财政向公共服务性财政转变。